唐初所修八史，占了古代“正史”即“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显示了官修史书所具有的实力。唐代官修史书在国史、谱牒和礼书等方面，也多有创获。五代时期还有官修《唐书》面世。
（二）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
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
刘知幾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担任史职，直至去世止，首尾20年。他参与了实录、国史、大型谱书等许多重要撰述，对史学源流、历史文献的聚散、得失、性质，以及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状况，均有深入的认识。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由此而显得格外强烈，加之他少年读书“喜谈名理”的赋性，也逐渐培养起一种批判精神。他撰《史通》的原因，是因为“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86]。
《史通》20卷，包括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合为52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3篇亡于北宋以前，全书今存49篇。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多。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一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