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刚才是把自由人和哲学家当作两种不同类型的自我关怀的典范来谈论的。哲学家的自我关怀具有某种特殊性，不能混同于自由人的自我关怀。
答：我想说这涉及的是自我关怀的两种不同位置，而非两种不同形式。我认为关怀的形式还是一样的，但是对自身而言却有强度和热心程度的不同，以及随之对他者而言的热心程度的不同。哲学家的位置是不能混同于自由人的位置的。
问：是否正是在此人们可以设想哲学和政治之间有一种根本的关联？
答：当然。我认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联是根本的和永恒的。在希腊自我关怀的历史中，这种关联就非常明显，而且具有非常复杂的形式：一方面是苏格拉底，以及《阿尔基比亚德》[4]中的柏拉图，《回忆苏格拉底》[5]中的色诺芬。苏格拉底这样给年轻人打招呼，他说：“你想想，你想成为政治家，你想成为城邦的管理者，因此，你想照顾他人，然而，你却甚至没有照顾自己。如果你不照顾自己，你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统治者。”按照这种看法，自我关怀是作为好的统治者之构成的教育的、伦理的以及本体的条件出现的。把自己构成为进行统治的主体隐含着把自己构成为自我关怀的主体。然而，另一方面，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说过：“我向所有的人说”[6]，因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关心自己。然而，他又立即补充说：“我这样做是对城邦的最大帮助。你们不应惩罚我，相反，你们对我的奖赏应该比对奥林匹克运动会优胜者的奖赏更多。”[7]这样，在哲学和政治之间就存在一种牢固的关联。当哲学家不仅关心城邦居民的灵魂，而且也关心君王灵魂的时候，这种关联就会进一步地发展。哲学家成为君王的顾问、教师、精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