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族与藏族的文化交流
在明代，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朝贡、互市和移民等方式而实现的。例如，大量藏僧入贡并留居京师和内地，不仅将藏传佛教传入内地，而且将藏族的佛寺建筑和雕塑艺术也传入内地。还有著名的藏医药学，传入内地后，成为中医药中独树一帜的瑰宝。明朝也在四夷馆中设立“西番馆”，这对沟通藏汉文化也起了一定作用。
更重要的是，通过藏汉文化交流，先进的汉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对藏族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岷州、松州在14、15世纪开设了儒学。天全六番招讨司曾于永乐时派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景泰年间在叠溪、嘉靖年间在汶川均设置学校，景泰时还赠给董卜韩胡宣慰司《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小学》等汉文典籍。汉文史书有关吐蕃历史的记载被译成了藏文。在威州，由于儒学的设置和汉文化的影响，藏族地区社会风貌为之改变。据记载：“崔哲之以进士调官来威，重建文庙，兴学校，相与遣兄弟子员，岁增二十余人，番亦闻风归化，大、小姓亦遣子弟入学、与诸生相率唯谨，揖逊从事俎豆，彬彬然有齐鲁之风。”[107]从13、14世纪开始，由于受汉族史学的影响，藏族学者兴起著书立说之风，撰写了许多历史、宗教、文学、天文、历法等著作，如《西藏王统记》、《新红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这些著作的刊印流传，则有赖于从汉地传入的纸张和木刻印刷术。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大批纸张流入藏族地区以及藏族人民掌握了木刻印刷术，许多藏文著作才得以印制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