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这种困难，我大胆提出如下想法。作家们曾指出，习俗和法律所起的作用是告诉我们怎样去做道德要求我们做的事，例如，习俗告诉我们应该感恩，或对人表示尊敬，法律指示我们怎样抚育自己的子女。因此，也许人们可以这样说，在应用善行和平等原则方面，我们需要借助习俗和法律这类东西，引导我们的活动——社会必须为我们提供一套可凭遵行的惯例和制度。就拿家庭制度来说吧，它规定，比如说，我要为我的孩子缴纳学费，其他父亲为他们的孩子做同样的事，可以认为这就是家庭制度所起的一种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使我没有向所有孩子同样施恩——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但是结果，所有的孩子都会同样得到良好的对待。当然，同样的道理，公正原则告诉我们必须平等对待我自己的所有子女，但我并不需要把这看作要求我也同样对待其他每个人的子女，因为已假定了制度会为他们提供抚养。当然，制度不能生效也是常有的事，遇这种情况，我也必须设法帮助其他儿童，直接地帮助他们，或是力图改善制度。
关于社会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不过举出家庭作为例子罢了。事实上，不同社会的制度也可能互异，有些社会可能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家庭。但无论如何，一个社会所建立的制度本身应尽可能体现慈善和平等，制度只是道德原则的辅助和补充。即使制度不能从这些道德原则推导出来，也必须像阿奎那关于人的法所说的那样，与这些道德原则一致。